“我的家乡是湖北省武汉市，我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汉。父亲袁胜阶，母亲张香之，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。由于家中生活贫困，我的父母无法养活女儿，我幼时不但没有上过学，还被送人做了童养媳，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我15岁结婚，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，生活虽谈不上小康，但粗茶淡饭，还算过得去，特别是夫妇感情很好，生活恩爱。”
“不料，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，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了武汉，1938年6月，日军开始进攻武汉。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，我无处可逃，只得留下。岂料我丈夫去四川没有多少时间，婆婆就看我不顺眼了，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，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，便强逼着我嫁出去，这样我屈辱地与刘望海结了婚。次年我17岁时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荣仙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亲骨肉。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定，为了活命，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。由于日军侵略，兵荒马乱，经济萧条，常常找不到工作。”
“1940年春，有个武汉当地的女子叫张秀英的到处招工，说是到湖北其他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。原来我并不认识这个30多岁的张秀英，但找工作实在不易，听张说有活儿做，我也报了名。报名时，有好几个小姑娘。我当时18岁，身高1．60米，长得比较清秀，在同去的七、八个女青年中，我是最显眼的。”
“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张秀英不是个好东西，她的丈夫是个日本人，会说些中国话，当时正根据日军的命令，准备找些中国妇女组织慰安所。这个人中等的个头，平时不穿军服，着西装，黑皮肤，眼睛鼓起，人称金鱼眼，当时的年纪约40岁。”
“我离开了第二个丈夫刘望海，从江边坐轮船往长江的下游开。一开始，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，想着终于找到了工作，吃点苦，将来总会好的。大约开了一天，船到了鄂州。一上岸，就有日军士兵过来，将我们带到一个庙里。原来日军把这个庙做了军队的慰安所。门口有日本兵站岗，我到了门前，看到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，吓得不敢进去。这个时候，我和同来的小姐妹多少猜到一点，大家便要求回家，我边哭边叫道：这里不是旅社，我要回家。但日本兵们端着刺刀不容分说就把我们赶了进去。”
“刚进了慰安所，老板就命令立即将衣服脱光，以便检查身体。我们当然不肯。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。张秀英还指着我，凶狠狠地训斥道：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（指袁竹林的丈夫去了四川——笔者），老实点。身体检查很快，因为我们都是良家妇女，根本没有什么性病的。检查后，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，我被叫作“吗沙姑”。我们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，大小约七、八个平方，里面只有一张床，一个痰盂。”
“第二天早晨，房门口挂了一块六、七寸长，两寸宽的木牌，上面写着‘吗沙姑’。在慰安所的入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。这天的上午，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，于是，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。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。一天下来，连坐也坐不稳，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。”
“此后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。一般，日本兵要买票进入，但要多少钱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，更不用说，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元钱。每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男人做，质量差，数量少。遭受蹂躏的妇女要洗澡，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。当然，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总共有好几十人，洗澡水到后来已脏得不行了。”
“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，在里面总要30分钟。晚上我们也不得安宁，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。一小时，二小时，甚至整夜的都有。来了月经，老板也不准休息，日本兵照样涌入房间。刚进入慰安所，老板就拿着一种白色的药片，说吃下去就永远不会有痛苦了。实际上，这是避孕药。开始，我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，后来，老板发现我们都不吃，就看着我们吃下去。日本规定，士兵必须要用避孕套，但很多士兵知道我是新来的良家妇女，不会患梅毒的，便欺负我而有意不用避孕套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就怀孕了。”
“怀孕后，日子更苦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，早晚要被日本人弄死了；但我不能死，我还有父母亲。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‘留美子’的湖北女子商量，决心要逃出去。但刚逃出去马上就被日本人抓了回来。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，一时鲜血直流，从此就落下了头痛病。”
“从一开始，军官藤村就看中了我。藤村大约是鄂州日军的司令官。最初他和其他日本兵一样，来买票玩弄。后来，便要老板将我送到他的住所，从此独占了我。看起来，我比起那些姐妹要轻松了些。但是，我同样是没有自由的日军的性奴隶。”
“后来，藤村玩腻了我。正在这时有个下级军官叫西山的，对我好像很同情，便请求藤村把我让给他。藤村同意了。于是，我被西山领到了他的驻地。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，我一直认为西山是个好人。”
“1941年左右，我得到西山的允许，回到家中去探望，才知道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。原来，我父亲长得矮，加之年迈，去做临时工，常常被工头开除，结果竟致饿死。”
“我去找刘望海，也不知在何处，这时我没有地方去了，只能回到鄂州，仍与西山住在一起。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结束时，西山要我要么跟他回日本去，要么一起去石灰窑（今黄石市）投奔新四军。对这两条道路，我都拒绝了，我说：‘我要去找妈妈。’”
说到这里，袁竹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西山是个好人。他当了15年的兵，没有什么钱，衬衫也是破的，他曾对我讲，一次，他曾把日军的给养船打了个洞，沉了，西山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死，十分同情，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。不久，西山果然走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”
战争结束后，袁竹林的生活也不平坦。
“日本人投降后，我回到了母亲的家乡——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，靠洗衣、做临时工与母亲一起维持生活。1946年，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出生只有70天的女孩做养女，起名成妃。”
“1949年武汉解放后，我回到了武汉，住在吉祥里2号。一天我曾看到把我与其他姐妹骗入火坑的张秀英，张当时与一个老头在开商货行，我马上去找户籍警察，至今我还记得这个户籍警姓罗。但，罗警察却给我浇了一盆凉水：‘这种事算了，没办法查。’”袁竹林恨恨地说：“现在，这个张秀英肯定死掉了。”
“本来，我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十分平静了，尽管内心常常因回忆起耻辱的遭遇而彻夜不眠。但是，善良单纯的母亲在里弄的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，情不自禁，讲出了女儿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，从此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祸害，小孩常追在我后面骂：‘日本婊子’，‘日本婊子’。”
“1958年，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我是日本婊子，勒令去黑龙江北大荒。我不肯去，居委会主任陈国珍、吴芝青就骗我说要查核户口本和购粮证，结果，就被吊销了。户籍警察勒令我下放，我被迫去了黑龙江，房子也被没收了。”
“我在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，种苞米、割大豆，天寒地冻，没有柴取暖；而且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，养女饿得抓泥巴吃。真是尝遍人间的千辛万苦。有个股长叫王万楼，我永远记得，他看我实在太可怜，便帮助我办理了手续，我终于回到了武汉，这时已经是1975年了。”
“现在，政府每月给我生活费120元，养女每月给150元，但是，现在养女和我一样，也退休了，我的身体早就被彻底给毁了，由于日军的毒打，几乎每日都要头痛，头痛时不能入睡，安眠药一把一把地吃，每晚也只能睡2小时，大半夜就这么坐着，等待天明。”
这半个多世纪，袁竹林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回忆往事，最后，袁竹林哭诉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，如果没有战争的话，我与丈夫王国东也不会分离。到晚上经常做恶梦，梦中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，那真是人间少有的苦难啊！”
“我已经79岁了，没有几年活了，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赔偿，我等不及了！”
（摘自《华声日报》1999年8月号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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